2012年2月8日，中國傳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位于西南地區的直轄市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6日進入成都的美國領事館，停留超過30個小時后于當天離開，被中央政府的高級官員押解回北京。隨后幾天，這個消息成為外國媒體的重點報道對象。在中國國內，雖然傳統媒體仍受到嚴格限制，但是網絡上的議論卻是熱鬧非凡，更不必說人們在酒后茶馀的喜形于色和舉杯相慶。

　　那時，我恰好應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的邀請，在早稻田等大學訪問四十天。東京各大學的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們也對這個事件給予了密切的關注。此后，我曾在北海道、立命館、東北以及早稻田等大學做有關中國法治建設的演講，也結合這個事件，與日本學界同行以及在日留學的中國學生進行了多次交流。只是，在那個時刻，自己不能在國內與學界朋友直接把酒說重慶，還是有幾分遺憾。好在三月初回國，后來發生的一些事件，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停職等，都是在北京獲悉的，也感受得到民間以及學界對于這類新聞的熱切期望，當然也包括對相關信息披露上的不透明的不滿。

　　改革時代的法治

　　對于在重慶所發生的種種，人們之所以如此關注，一方面是因為這是自1989年之后二十多年間中國政治所經歷的最大震蕩，另一方面，薄熙來在重慶的各種施政成為近年來中國政壇的一個耀眼現象，甚至不少人認為這代表著中國未來的發展走向。

　　中國從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在鄧小平的主導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這條道路的主要特色是，在經濟領域引入更多的市場成分，讓經濟主體享有更多的自主性，同時強化競爭機制。外國或海外資本的引入也帶來了技術的更新和管理的進步。在政治法律制度層面上，推進法治建設，逐漸形成較為完備的法律體系，防止文革期間那種人權普遍受到踐踏的狀況重演。這是跟鄧小平和他的同僚們在毛澤東時代受到嚴重的非法迫害密切關聯的。

　　這樣的努力改變了中國的面貌。經濟得到了復蘇和持續的高速增長，貧困人口所占人口比例有了大規模下降，與經濟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落差不斷縮小。國民所享有的自由空間有了實質性的擴大。人們不再因為私下里對國家領導人作出一些負面評論而遭受密告甚至牢獄之災。媒體的風格也更加開放，尤其是那些大多在1990年代之后興起的都市類報紙，由于依賴讀者購買，又要吸引企業廣告，必須要通過更具新聞標準的報道和評論在市場中競爭。

　　法治方面，用了三十年的時間，最高立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定了范圍廣泛的各種法律。先是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后來是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過去的十年左右時間在分編制定民法典，加上更加繁復的各種行政立法，到了2010年，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就宣布“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形成”。雖然還存在一些缺漏，從憲法到各種具體法律法規之間還存在著不少相互矛盾的問題，但立法上的成就還是值得表彰的。

　　與此同時，從1993年開始的十年的時間里，法治建設的重心逐漸轉向司法制度的改革。由于立法上的不少許諾無法在實際的案件處理過程中兌現，某些規范上的缺陷也需要通過司法加以彌補，市場經濟建設強化了對于交易安全的需求，這又離不開法院對糾紛的公正裁判和精細統一的法律解釋，司法改革成為法治建設的核心日程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于是，司法獨立、程序正義、司法人員素質的提高、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建立(2010)、司法管理制度的反行政化、裁判文書的說理、審判過程的透明、法律職業倫理規范的建立、在朝與在野法曹之間共同體意識的形成，等等，都成為那個時代追求的目標。作為這個過程的一個積極參與者，回憶起那個十年中改革的不斷進展以及人們的樂觀情緒和進取精神，至今仍感慨不已。

　　猶豫與停滯

　　但是，本來勢頭正在逐漸走向深化的法治建設，在過去的十年，卻經歷明顯的猶豫和停滯過程。在大的政治框架上，中國共產黨越來越強調它對于法治事業的統領，并提出所謂“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其中明確地要求必須強化黨的領導。官方話語中習見的表達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黨的領導人不斷重申反對“西化”，不搞三權分立、多黨制等。司法方面，朝向職業化的努力中止了，取而代之的是1950和60年代流行的大眾化路線。盡管某些技術層面上，例如為減少行政權對法院的干預，將行政訴訟案件的管轄層次予以提升，但是，整體而言，中國的法治建設陷入了停頓狀態。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跟1980年代鄧小平主導的改革所存在的缺陷有關。鄧式改革帶有極大的實用主義或機會主義色彩。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阻力，鄧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雖然也在立法方面有很多的努力，但涉及到人權保障和自由經濟所需要的民主和憲政的體制，鄧則選擇了盡可能回避的態度。他的名言是“不爭論”，“摸著石頭過河”。倡導不爭論，是因為爭論必然牽涉到改革和開放過程中的一些具體措施究竟是否符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問題。其實，依照一些中共開明派官員(如曾主政廣東的任仲夷)的觀點，鄧作為一個經歷過艱苦戰爭和文革苦難的領袖，是有資格和能力——或者說有合法性(legitimacy)——去撼動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中最堅硬的內核的，但是由于價值觀的局限和策略考量，他推動的還是一種跛足的改革。鄧逝世于1997年。1989年的事件給這位身材矮小的領導人的身后留下了長長的陰影。

　　在他之后，中國的領導人進入平?；瘯r代。他們沒有戰爭經歷，偶然走上大位，風格謹慎，步履維艱，黨內充滿了權力斗爭，內政上面臨維護穩定的巨大壓力，回避風險成為首要考慮，政治改革就成為中國老話所謂“鏡中花，水中月”了。

　　薄熙來的挑戰

　　中國改革所面臨的這種困境導致了嚴重的問題。首先是目標的迷茫。我們要向何處去?中國以及從前的那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悲苦經歷，導致共產主義的目標已毫無吸引力，而且也很危險，因為共產主義是反對私有財產的，我們只有鼓勵私有經濟才能維系經濟的持續發展——那差不多是共產黨統治的唯一合法性基礎了。但是，誰也沒有足夠權威，把目標明確地界定為資本主義。鄧之后，網絡飛速發展，“不爭論”已經難以為繼。一些經歷過毛時代的人不斷地表現出懷舊的情緒，甚至美化那個時代。更年輕的一代由于對歷史的無知——這也是官方刻意掩飾共產主義災難的一個后果——而對過去充滿了浪漫的想象，甚至把毛視為民族英雄。在毛的生日或忌日，不少地方都會出現一些自發的紀念集會，當局對此類活動頗感棘手，不愿容忍，卻也難以壓制。

　　社會發展目標的含糊帶來價值觀的混亂和普遍的唯利是圖。特別嚴重的是，權力越來越成為謀取利益的工具。很多貪腐官員受到揭露和制裁，但是這已經很難平息國民的怨怒，因為腐敗已經變成現行體制的內生產物。官僚階層與資本的結合不僅敗壞了官場，也污染了市場。沒有公正的法律體系尤其是司法體系的保障，企業家只好通過“錢權交易”尋求官員的保護，或者通過法律之外的手段解決糾紛，保障利益，這又助長了民眾對于官員和富人的仇恨。

　　不用說，整個社會彌漫著的這種腐敗和無望的氣息真正是令人憂慮，許多人呼吁要拯救道德，但是，百年來中國劇烈變革的內容之一就是否定儒家的主流道德。今天，我們的道德建設要從何處尋找資源?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薄熙來及其“重慶模式”橫空出世了。

　　薄熙來出身于一個“紅色家庭”，他的父親是資深共產黨領導人。他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短暫讀書，后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讀新聞學，獲得碩士學位。從大連市開始他的政治生涯，歷任大連市長、遼寧省長、商務部長。2007年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身份到重慶擔任中共市委書記。在中國的官員中，他屬于少有的個性鮮明的類型。作風強悍，能言善道，給人一種敢作敢為的印象。

　　有信息表明，他本來的期待是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之后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但由于其風格為當局者不喜，不得不到西南地區擔任重慶的地方首腦。但是，很明顯，他不甘于此，一定要為躋身于中共最高層即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而奮力拼爭。于是，就有了過去四年間中國政壇上的“重慶模式”。

　　“打黑”與法治

　　薄熙來很敏銳地覺察出這個社會中民眾的不滿。對于道德滑坡，他給出的對策是讓人們重溫革命年代里那些充滿激情的紅色歌曲、故事等。他把重慶衛星電視臺變成一個紅色文化的窗口，沒有商業廣告，充斥著1950-60年代的電影、歌曲。在2011年即中共成立九十周年的時候，重慶的紅歌演唱達到了高潮，城市廣場、大學、機關、企業等，到處都是一片紅色的海洋。至今沒有準確的官方數字證明重慶政府為這些演出支出款項有多少，那一定是一個巨大的開支。比財政支出更嚴重的是，這類紅色文化中所倡導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被不斷復制和傳播。這引發了中共黨內開明派和知識界的憂慮和質疑。

　　更具有爭議性的是重慶的“打黑”。這一針對“黑社會”犯罪的活動聲勢浩大，由于以治安為指向，至少在開始時得到了輿論的廣泛支持。但是，很快就傳出大量被捕的犯罪嫌疑人受到嚴重刑訊逼供的消息。警察權力不受約束，甚至對于檢察院和法院也具有壓倒性的優勢。時任警察局局長的王立軍來自遼寧省，在薄熙來擔任省長時就相互熟知，薄為了強化對當地警察的控制，專門把王調來，很快就提升為市公安局長，成為薄的忠實打手。由于一些律師在法庭上揭露警察的刑訊逼供，并為一些被指控為黑社會犯罪的被告人做無罪辯護，引起了重慶當局對律師的嫉恨。他們居然通過利誘被告人誣陷律師，將一位名叫李莊的律師送上了審判臺。

　　李莊案可謂重慶當局的滑鐵盧。關于這起案件的始末，西方和日本的媒體都有許多報道，篇幅限制不容許我詳細描述。我在2011年4月12日發表了題為“為了法治，為了我們心中的那一份理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17xtf.html，English translation, see http://cmp.hku.hk/2011/04/12/11481。參看New York Times, April 19, 2011的相關報道)，那段時間里，法律界和輿論對重慶可以說是同聲譴責。最終，重慶當局不得不于2011年4月22日撤銷起訴。此后，重慶的“打黑”聲勢也日漸減弱了。

　　重慶啟示錄

　　在重慶當局“唱紅打黑”如火如荼的時候，我預感到薄熙來、王立軍的下場不會太好，但是卻怎么也預料不到最終的結局會如此具有戲劇性。“打黑英雄”居然逃到美國領事館尋求保護，英國人Neil Heywood在重慶死亡，新華社報道Heywood死于他殺，而薄熙來的夫人“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同時，中共中央宣布薄熙來涉嫌嚴重違紀，被停止中央政治局委員和重慶市委書記職務?！冻招侣劇穲蟮辣∈戏驄D擁有海外資產60億美元。最近又傳出法國設計師Patrick Devillers卷入薄熙來案的傳聞，他已經在柬埔寨被捕，中方要求將他引渡到中國……各種聳人聽聞的情節在海外媒體、中國坊間傳播，密謀、權爭、傾軋、金錢、通奸、謀殺、竊聽、謊言，真是應有盡有，讓Hollywood最具想象力的大片編劇都黯然失色。

　　諷刺的是，薄熙來與王立軍“打黑”時無視法律的正當程序，現在，輪到他們來遭受這種非法治的調查和審判程序了。期望中的審判也許在未來兩個月內進行，然而，中國何時能夠真正走上法治，仍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將于今年下半年召開的中共十八次代表大會也許能夠成為一個轉變的契機。但是，正如我們在前面分析的那樣，向法治邏輯的轉型需要深刻的意識形態的轉變，需要獨立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的崛起，需要更加漫長的文化改造。盡管如此，薄熙來的“重慶模式”的破產還是給了我們一點樂觀的啟示。畢竟，法治之路已經是這個古老國度走向自由與幸福的不二法門，國民對于一個合理政府的想象已經今非昔比了。